我鼓励大家成为冷淡的人

一个人一味地热情，一定是盲目的。大部分时候是冷淡的，才能够对比出你对哪些事情、哪些人怀抱着极高的热情。

“成名怎么会要趁早呢？”

我总是会跟引用张爱玲这句“成名要趁早”的人说，你看看张爱玲过的是什么生活？张爱玲是成名非常早，可是它带来了什么？

所有的演艺圈，从童星出来的明星，都要经历非常严苛的考验，因为他们被鼓励相信宇宙是以他们为中心的。等到长大之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的时候，他要怎么保持平衡才能活得下去？

所以成名怎么会要趁早呢？你要引用那个人总得搞清楚，那个人的人生是你要的人生吗？

“拿书给我签的人，最常叫我在上面写的字，是‘做自己’。我就一直在想，你真的明白自己想干嘛吗？”

很多人说要“做自己”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：他们是否具体地在执行（做自己）这件事，而不是瞎打混地说要“做自己”。

你如果不搞定自己的话，其实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了，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态度。

情商就是希望能够搞定自己，而不是搞定别人。因为别人是搞不定的，爸爸、妈妈、伴侣、孩子，都是别人，都是搞不定的。

“我为什么没有勇敢地去拍电影？”

我一直不是那种很安详、平和地活着的人，所以我必须总是跟自己说“我不重要”，来提醒自己：不要做出一些蠢的创作或是事情。

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旧派的上海家庭的气氛里面，我爸爸很喜欢宴客，他们一边打牌，一边谈事情，到吃饭的时候事情就已经谈好了。

跟客人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爸爸永远都会把好吃的东西让给客人。对我来讲其实很痛苦，比方螃蟹上桌，他就会立刻把蟹盖夹给客人，蟹盖只有一个啊！盖子给别人了！钳子给别人了！然后小孩就不想吃了，因为剩下只有蟹脚了。

我爸爸从来没有教过我这件事情，他就只是做给我看——客人最重要。所以我的养成里面有这个部分在，就是客人开心我们就开心了。

我只是没有想到它会变成我的工作，这件事情让我很意外。

我后来在想，我当时学完拍电影，毕业后为什么没有像我同期的同学一样那么勇敢地去拍电影？

我觉得，如果我很标榜自我，如果选了一个工作是凸显自我的话，我会拍出非常多我后悔的东西。就是很蠢的、假装有深度、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厉害的东西。现在回头看一定会觉得很丢脸。

那相对来讲，主持是一个隐藏自己的工作，所以主持真的比较没那么丢脸。就是，我现在看我最早开始主持的节目，还是不觉得丢脸。可是看到我早期写的剧本，就觉得幸好没有拍成电影。

当我看到我同期的同学硬拍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：啊，这电影似乎……

我在电影圈的每一个工作都让我觉得拍电影的人节奏非常慢，我可以听他们聊一个案子，聊了两年，都还没有成型。所以我吓坏了。

接触电视的时候，发现你今天做了后天就能播，立刻就能够收到观众的反应，这个比拍电影爽太多了。

节目比电影最大好处是，你拥有了尝试然后失败的机会，你做错东西后会立刻知道错在哪里，下次不要再这样。所以它的整个过程很有乐趣。

“一个好的明星要有斗志”

马东的确耐人寻味，因为《奇葩说》是他在创业，所以他对这个节目，除了有主持人的感情外，也有一个公司老板的感情。

这两个角色中间的平衡，是我很爱观察他的重点。一个题目显然不会带来太好的观众反应，可是却很值得辩论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有挣扎？

另外一个挣扎是：他有时候很想跟大家一起玩，可是会忍住。看马东这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，他的圆融当中有这些棱角跟沟壑在。

晓松捂着扇子，讲他种种知识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真心信仰这个是在普度众生，这些都是我没有的。他比我坚定很多。

李诞给人玩世不恭的感觉，可是他其实比我更在意他在文学上的呈现。

有一次，我们各自拿出自己的书，薛教授拿出来是经济学，我拿出来是情商课，李诞拿出来是一本短篇小说集。即使是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他都相信在他的观众里面能够挖出一定比例的人，会对他的文学感兴趣。

薛（兆丰）教授是新加入我们的。我们把他框在经济学的范围之内。我本来认为经济学是一个破绽百出的学科，可是每次问他，他都还是能够有条有理地回答，所以人能够信仰自己的知识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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